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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宫市

                      2020-01-10 19:06

                        在高交易成本和绝对(即,不受限制的)权利面前,无论是工厂有权污染还是住宅所有者有权免受污染,都可能会造成低效率。如果工厂有绝对污染权并由于交易成本的阻止作用,它就不会有缴励去停止(或减少)排污,即使停止排污的成本可能比住宅所有者受污染的成本低得多。相反,如果住宅所有者享有免受污染的绝对权,那么他就不会有自己采取行动来减少污染影响的激励,即使他们这样做(也许是迁离)的成本比工厂不排污或少排污的成本要低。普通法对污染实施的最重要的救济手段是公害法——一种关于妨碍使用和享受土地的侵权法。用于决定公害的最常用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妨碍,这种标准允许对以下因素进行比较:(1)污染者减低污染所承受的成本;和(2)受害人忍受污染或自行消除污染的成本下降。这是一种有效率的标准,但至今没有人认为公害法已对污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存在三方面的理由:假设妨碍邻居对其土地行使使用权和享受权的土地使用是在邻居到来前发生的。也许一个工厂发现他附近的地方正在逐渐变成居住区,来自工厂的污染降低了居民区财产的价值,而且其降幅高于工厂停止运营的成本。依据应被贴切地称为“来接受公害(coming to nuisance)”的原则,新来者无权起诉要求关闭工厂。但大多数州都拒绝接受这一原则,而且在经济学理由上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交易成本可能会阻止市场对工业和居住用途的相对价值的变化进行调整。这应被看作是对工厂主“不公”吗?不必要,因为他起先为这块土地支付的价格就可能为反映工厂有一天会因公害而关闭的可能性而有折扣(参见3.12)。当然,为了申明本书中经常提及的观点,我们需要提出:让法院来决定市场价值,总是存在错误的风险。在一个公害案中,法院会努力使这种风险最小化。被告的饲料场所散发出的臭味使附近(在饲料场运营后建设的)居民区发展价值得以下降。依据开发商的起诉,法院以公害为由要求关闭该饲料场,但其条件是原告支付饲料场关闭或迁移的成本。如果开发商知道这一规则,那么他就会预见性地以低于饲料场迁移或关闭的成本在其他地方从事开发。这样,土地的冲突使用的成本就会被最小化。但是,由于取得关闭成本或迁移成本的权利将降低饲料场所有人在考虑周围环境发展计划的情况下对其新饲料场的选址作出最佳安排的激励,这也不是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法。

                        然而,比“独立”行政机构(它的成员是定期任免的,故享有一些摆脱行政控制的独立性)更为可怕的是行政部门内部的许多管理机构,如环境保护署、全国公路和交通安全管理局等。独立机构(theindependentagencies)是政府的第四个部门,就其独立于其他部门而言,它们实际上是促进了分权。但行政机构却由于能够在行使行政权的同时行使司法和立法权而湮没了分权。 除了上述讨论,分权还可能通过更全面地利用分工而降低而非提高政府成本。如果联邦法官依政治家的兴趣而工作,那就很难吸引有能力的人去谋求联邦法官的职位;法律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稳定,因为它可能随政治意志而变化;而国会也会发现很难与利益集团达成交易(参见19.6)。同样,如果国会被授权行使行政权力时会显示其执行政策的无能;而如果行政部门被授权进行立法时会缺乏国会的审议能力和待别强的政治敏感性,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立法资源。将其政治偏好包含到法律中去而进行立法的法官,或告诉行政部门的有关机构向何处配置资源而篡夺行政持权的法官,都忘记了其分工的优势。联邦行政机构经常违反权力划分。它们是效率的模范吗? 23.3 权利保护 

                        图10.3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图式表达。这企业是一家想要成为垄断者的企业。它面对的是一支上抬的边际成本曲线,这表示对企业的有效规模有着一个明确的限制。如果企业将价格降至q’并将产量增至q’(什么决定了q’?),那么在这一点上其边际成本就会超过其价格。但其平均可变成本却由于比边际成本上升得慢(因为产量最后单位的高成本与边际内单位的低成本进行了平均)而比其价格低,从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使人误解的印象:企业不在进行掠夺性定价。另一个问题是,可变成本的计算及由此引起的边际成本的计算对时间周期极为敏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多数成本都是固定不变的;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实质上是所有的成本(一个例外是公司的组成成本)都是可变的。例如,租金在短期内是固定成本但在长期内却是可变成本;如果企业的时间需求发生了变化,那么它就要在现行租契期满后再支付另外的租金。相同的例子还有:保险、管理人员薪金、养老金福利、财产税、折旧、广告和许多其他成本。原则上,决定成本是固定还是可变的阶段应在被称作掠夺性定价的时期内。如果削价持续一个月;那么相关的可变成本就是那些在一个月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成本,如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计时劳动和原材料消费。削价持续的时间越长,企业的可变成本比例就越大。如果允许企业依其短期可变成本无界限地定价,那么它就能够将远比它更有效率的企业逐出市场。其原因非常简单,那个被逐的企业的长期可变成本——即其留在商界不得不承担的成本--比一个效率较低的企业的短期可变成本要高得多。在我们上面的例证中,掠夺性企业的平均长期可变成本可能不是1.09美元而是2.20美元。但据推测,其长期边际成本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低于10美元,而且很可能只是略高于2.20美元。至于长期可变成本——当被称的掠夺性削价在很长时间内持续情况下的相关期限成本,就是平均可变成本与平均总成本的融合(固定成本加可变成本,再除以企业的产量)。(为什么?)这一讨论表明,在长时期内,平均可变成本与边际成本是很相近的(当然附有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情况。假设企业制造许多种不同的产品,而有些投入——例如,其行政管理时间——对各不同产品是相同的。如果只对其一种产品降价,那么在短期和长期内,在决定降价是否是掠夺性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管理薪金呢?

                        Jurisprudence),从而展现了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更重大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法律问题的前景。法律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使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几乎应用到了法律和法学的每一个领域:侵权法、契约法、财产法、产品责任法、犯罪及刑法、环境保护法、家庭婚姻法、宪法、公司法、商法、反托拉斯法、金融法、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贸易法,以及法理学、立法学、法律史学、法律实施理论、惩罚理论、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程序理论、原始法理论等,以至于我们已没有理由怀疑其存在的意义。有关它在90年代以至更长远的未来发展的前途,也许任何外界的评述都是一种推测,甚至是一种不恰当的设想。我们的任务是拭目以待并竭尽全力为它的兴盛而工作。 四 

                        但是,由于债券持有人可以延迟纳税,所以他就可以赚一些收入的利息,而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不得不将它们以税收的形式缴纳。如果他每年取得800(1万美元的8%)美元的利息,依此他要缴纳该数25%的年税,那么他的税后收入就是6%。同样的比率,如果计复利,那么就可达到7,908美元,而其实际税后收入为 8, 692美元[0.75×(21,589-10,000)]税收延迟时间越长,虚幻增值的税额就越大;但同时,由于纳税人可以拖延支付税款,所以他赚得的利息额也就越高。17.10累进原则如果每人依其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纳税,那么这种所得税就是一种比例税制。一旦税率随着纳税人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即为累进税制——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管理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时间选择问题。依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第一年赚1万美元、第二年又赚10万美元的人与两年中每年赚5.5万美元的人所缴纳的总税额是一样的。但在累进所得税制度(progressiveincome tax)下,第一个人就要比第二个人缴纳更多的税金。由此,为了避免消极效应(什么消极效应?),我们就完全有必要对年度间收入的税收平均作出规定。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theTaxation Reform Act)废除了所得税平均法,但作为总体改革的一个部分,它通过将对最高收入的边际所得税率降至28%而在废除累进原则方面走得很远。对累进税制[更准确地说,是对由累进税制所表示的高边际税(这意味着什么?)]最为通常的反对意见是,它增加了相对于闲暇代价的工作代价,从而会导致一种用闲暇代替工作的低效率状况。但这种替代可以通过收入效应而得以抵消。如果闲暇是一种“较高级的物品(superior good)”——随着某人收入的增加,其闲暇消费也将有所增加——那么,对纳税人而言,高边际税率和累进税制的结合就会因减少其实际(即税后)收入而降低其闲暇的价值(而它所减少的数量要高于它所减少的相对于他工作成本的闲暇成本)。(当然,当边际税率越接近100%时,收入效应就越不可能等于或超过替代效应。)这一观点同时表明,在联邦所得税中增加个人免税额也会像递减税率一样降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由于它对高边际税阶层的人们所减除的应税收入多于低边际税阶层的人们,所以它呈递减趋势。由于边际税率不受影响,它在不减少相对于闲暇代价的工作代价的情况下增加了纳税人的福利,所以它又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即使我们先不谈收入效应,累进税减少的工作量仍是不明确的。因为如果总税收不变,那么有些纳税人在累进所得税制下的边际税率就会比比例税制下的低。这些低税率对促进工作积极性的作用会大于高边际税率对其他纳税人的消极作用。但假如收入最高的纳税人是社会中最有生产能力的工作人员,那么累进税制的消极作用就不会由低边际税率对收入较低的纳税人的激励作用所抵消。

                        我们已经注意到,由于刑事制裁的严厉性,所以将它们与意外行为(不可避免的行为就更不必说了)联系起来,就会使人们设法避开广泛的完全合法行为领域,以最终避免遭受刑事处罚的风险。但这一概括存在着许多例外,除了已提及的那些,还有以下两类:1.只要汉德公式中的预防成本(B)比预期事故成本(PL)低,并且在实际损失(L)很高的情况下,就有刑事责任存在的理由。这是两个条件,而不是一个。如果预防成本(B)和预期事故成本(PL)非常相近,那就存在着很大的错误追究责任的风险,而且当责任是刑事责任时,其风险的社会成本就会有很大的增长。但即使预防成本(B)比预期事故成本(PL)小得多,除非实际损失(L)很大,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将此事留予侵权制度解决。假设在你非常不小心地驾车的情况下产生了很大的致人死亡的风险。在此,预防成本(B)将比预期事故成本(PL)小得多,而实际损失(L)将是很大的。事实上,与你想设法杀害某人的情况相比,预防成本(B)将更大而几率(P)会更小,但那仅仅意味着刑事责任在故意案中更有理由存在。疏忽大意(reckless)[或严重过失(grosslg negligence)]案仍符合刑事责任的基本模式,并且人们会由此毫不惊讶地发现,危及生命的疏忽大意和严重过失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

                        在此要强调的是,人们对“个人主义”一词有了更多的理解:其一是在“自私(selfish)”意义上谈——个人只关心其自身事务而不顾他人;其二即一种新的用法,将它视为“个人(personal)、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同义词而允许个人关心社会其他成员的事务。这样,功利最大化原则同样适用于利他和慈善行为。 源于合理性假设的几个推论是:其一,假设各种形态的物品是可以替代和交易的(或为货币替代),并因此而使个人状况发生变化;其二,最大化行为假设,个人将永不满足并竭力追求净收益(效用或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它表明,个人行为(由此推导出集体行为)将对未来可预测的客观成本-收益的变化作出反应;其三,最大化意味着均衡边际价值和消除边际效应,即均衡边际原则(equimarginalPrinciple)。任何行为都为了取得最大效用或利益,而可供选择的资源必然是这样配置的:用于每一选择的资源的最后单元边际利润是相等的。如果边际利润不等,资源单元就会从边际价值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边际价值较高的领域以获得更大的总收益。这样,最大化原则就不仅要求每一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而且要求每一行为处于这样的临界点,即行为扩展的边际成本要与边际收益相当,而正是它才决定了获取最大净收益行为的最佳状态。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这些漏洞扭曲了工作和投资的形式(你能设想一些例证吗?)。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重新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富有纳税人之间的竞争已使免税州和市的债券利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即具有不享有免税这种相关风险的证券的利率)。考虑到税收因素而要将较大部分(与不考虑时相比较)收入捐予慈善业的个人所取得的效用,要比没有高边际所得税率情况下所取得的效用低。因此,虽然从富人向穷人的重新分配可能并没有完成,但实际收入的不平等却降低了。但仍不明白的是,除非社会中的人们满怀妒忌,否则我们还能从此得到什么呢?税收扣减只可能是短期的(解释为什么?)。

                        但如果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这个例证呢:我在非常饥饿时向一个富裕的美食家要一块面包,而他拒绝了。如果我进而从其手中抢来面包那我就犯有抢劫罪并且不能提出紧急避险的抗辩。这一冷酷无情的结论的经济理论基础是,由于交易成本是低的,所以我不能就成功地购买面包而进行商议表明面包对美食家确实更有价值。但在小屋取食物那一例证中却因交易成本很高而阻碍了交易。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达德利和斯蒂芬斯一案中来。有证据表明,被杀害和吃掉的那个船员无论如何已接近死亡了,而杀害和食用他的行为却救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因没有参与杀害而不受控告)的生命。还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除非受害人已知道他成了一个无可挽救的人,否则他就不可能以任何价格向其他人出售他的生命。所以这一情况就与饥饿乞丐的情况相似。而有些情况肯定是错的。即使在通常意义上达德利和斯蒂芬斯一案中的交易成本不是很高,大部分人也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应有一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使其他三人继续生存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可以证明出航前船员们同意在挽救其他人所必要的条件下由最虚弱者作出牺牲,那么在协议不得不被实施的情况下就将存在允许紧急避险抗辩的经济学理由了。(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不会提出这一问题吗?)7.7有组织犯罪经济学

                        社会成本理论(Social CostTheory)社会成本理论从外在性(externality)问题出发,通过进一步界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界限,得到一种权利配置结构。权利配置有多种可能结构,各种结构不仅都需要社会成本,而且其社会成本有差异,这就产生了权利配置的社会选择过程和社会成本最低化问题。 社会成本理论首先认为:假定市场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只要权利起始界定明确,则资源配置便可通过市场交易而达到最优。在此,市场交易成本是指市场机制运行的费用,即当事人双方在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时,搜集有关信息、进行谈判、订立契约并检查、监督契约实施所需要的费用。权利起始界定是指某一要素之归属权的法律规定。 假设:一家工厂排放污烟造成附近五家居民凉晒物损失各75元,总计375元。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排污权和清洁空气权的不相容行使。在此种场合,这种权利需要在工厂和居民之间进行起始界定,然后才能进行交易。我们可以作以下推论: 状态A:居民有清洁空气权,工厂购买清洁空气权而使自己获得排污权 

                        life insurance),它在没有积累的情况下在享受年金权利者死亡前向他支付固定或不同总量的款项],人们就可以不在死亡时留下大量遗产而得到保险。 为了那些能从其遗产受益的人,人们必须要积聚遗产。遗产的动机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动机,而且利他主义代价的增加会减少利他主义动机的量(而且这种减少要高于其代价增加的比例,我们在上一章中已认识到这一点)。这就表明,沉重的遗产税会降低人们的积蓄激励而增加其消费激励。但如果假定所有的税收都有替代效应,那么就很难说这是一件多么有害的事。正如上一章所提及的,每一代人都比其前一代人更为富裕,但这好像更应归因于知识的增长而不是前代人的消费延迟。如果不存在遗产税,那么每个人会为其下一代尽多大的努力进行积蓄呢?遗产税会使他的积蓄有所下降。 

                        已经提及的是,法律制裁对诸如娼妓和赌博这样的典型有组织犯罪事务有着产生能使愿意承担刑罚风险的人们通过参与这些事务而获得垄断利润的“关税(tariff)”的效应,但由于预期处罚成本是一种从事非法事务的成本,并且必须像其他成本一样被弥补,所以包含这种成本的价格并不是垄断价格而是竞争价格,虽然这一价格是一种比在行为是合法并不涉及处罚成本情况下盛行的价格要高。无论团伙犯罪的活动有没有卡特尔化,获取垄断利润都不是一个通过观察其是非合法所能回答的问题。7.8向毒品宣战现在,大量的执法资源投入到与偷运非法毒品(如可卡因、可卡因精、海洛因、大麻、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安非他明等)的斗争中去,而且对毒品非法偷运的处罚越来越严厉——甚至是残酷的。所有销售“危险”毒品的行为都应得到处罚吗?赞成处罚的理由是三方面的:(1)毒品对使用者是有害的;(2)许多使用者(而且,有些是儿童)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有害性;(3)使用毒品会产生第三人效应——它能引起事故和犯罪。如果所有的使用者都是成年人,那么第一种理由在经济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尤其是由于许多非法毒品是添加剂性质的,所以为保护儿童而有理由将之宣布为非法。第二种理由在形式上是经济学的观点,因为谁会积极地就毒品的危害对民众进行教育呢?——但这好像更有力地说明了公众教育的而非刑罚的必要性。第三种理由对事故而言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有些事故中毒品被牵连为第三人,但这种理由对犯罪而言就不太有力了。毒品使用导致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刑事处罚将毒品的价格提高到了毒瘾者难以支付的水平以致不得不以犯罪增加其收入,和由于毒品非法偷运者无法使用合法手段而被迫使用暴力以履行其契约。

                        当RB1时,△PB居〉△PB工,居民在边际上补偿工厂损失后还有剩余,即赔偿低于150元,居民继续购买污染权,以增加收益。 

                        18.3“永久管业”问题 遗嘱人忽略对其继承人行为限制(如,如果你杀了我你就得不到遗产)的反面就是,遗嘱人不断努力限制对其遗产的使用。如果死亡没有导致允许生者随意处理遗产的无保留转让,那么限制生者资源使用的“永久管业(deadhand)”问题就产生了。由于积聚大量遗产的心理动因之一可能是为了通过规定遗产基金(fun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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